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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中国球员缺乏赢球意愿

新华社东京7月14日电(记者王子江、杨汀、杨光)大约30年前,中日足球先后开始了职业化改革;30年后,两国的足球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当年日本足球改革的发起者、日本足协前主席川渊三郎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详细介绍了日本足球成功的经验,更剖析了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

专访是在日本足协大楼的会客厅进行的,在长达90分钟的访谈中,这位85岁的J联赛创始人的话听上去有些刺耳,但发人深省。他说:“在东亚足球比较强的韩国、日本、中国三国当中,中国球员的薪酬是最高的。中国国家队的水平为什么上不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由于薪酬过高)满足于现状是主要原因,球员们没有走向世界与比自己更强的球队争高低的动力,这就阻碍了中国足球的进步与发展。J联赛(日本足球职业联赛)球员的目标是在各个俱乐部努力踢球争取进入国家队,然后进入世界杯,这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和目标。为了实现梦想,他们中有的人会获得欧洲球队的认可,暂时到欧洲去踢球,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入选国家队,代表日本踢进世界杯。但是我看不到中国球员有这样的目标。”

他说:“这次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我看了两场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中国队两场都输了,看上去非常弱,这让我非常吃惊。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球员没有代表中国打进世界杯的强烈意愿,起码我感觉不到。”

图为1月26日,中国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B组第七轮比赛前的公开训练中。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摄

“中国队曾经是有实力与世界强队争高低的,中国球员们以前还都主动去争、去抢、敢拼。这一次我看了以后只有失望,中国队怎么变成了这样?从个人实力看,全队找不到很强的球员;作为团队,也感觉不到那种拼抢和想赢球的意志。”

他继续说:“30年前,中国开始要办职业联赛的时候,J联赛也才刚刚组建,我受邀为中国联赛提出各种建议。我当时对来采访我的媒体直言,如果在亚洲举办世界杯,首选的举办地一定是中国。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就是那么想的。世界杯亚洲预选赛获胜的一定是中国,因为当年中国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而且中国人口众多,但是现在的中国队退步了。”

川渊三郎说,除了意志力不强,中国球员内部不团结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执教杭州绿城队(现浙江队)的日本著名教练冈田武史就曾向他透露过这个问题。

“冈田教练回来以后跟我说,在中国执教太难了。中国球队里以各省区市出身抱团的倾向很严重。以省区市为中心的话,大家可以抱团,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话,就感觉不到球员的团结和凝聚力。中国地域广大,历史又那么悠久,但说到代表中国似乎没有抓手,所以如果没有改变球员们这种意识的方法的话,中国足球很难强起来。”

图为2013年11月20日,时任杭州绿城队主教练的冈田武史正式宣布由于家庭原因,2014赛季将不再继续担任杭州绿城队主教练。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他说,以前西班牙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有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强大的俱乐部,但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无法发挥他们的凝聚力。西班牙的一支俱乐部都有实力赢得世界冠军,但是国家队就不行了,这一点跟中国队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下大力气强化国家队,终于在2010年世界杯上夺得冠军。”

川渊三郎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取得突破,还得从“娃娃”抓起。首先,中国的家长要改变思路,让孩子们喜欢踢球;其次,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应该组建全国性的各个年龄段的比赛,从小发现足球人才。

“不愿意让孩子踢球的父母,中国远比日本多,日本的父母不会认为孩子踢球将来就没有好出路。给孩子一个梦想,既要学习又参加体育锻炼,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我认为中国有必要从这一点入手,告诉家长体育对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体育能够刺激大脑的发育。体育对于一个长寿社会、对人们上了年纪后保持健康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从这一点上让中国的父母有新的认识,要摒弃只有学习才是正道的思想。”

“通过全国性比赛,能够培养选手们一定要赢得比赛的坚强意志,一场一场赢得比赛,然后代表中国去和世界强队较量。首先赢得省区市的冠军,这个级别可以是联赛,最后以淘汰赛形式决出冠军,这样一定能够使足球火遍全国。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出国家队队员,可以培养球员具有代表国家的信念和意志。”

图为7月10日举办的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浙江赛区)男子小学U11组比赛。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可能觉得说得过于悲观,在采访结束后,川渊三郎告诉记者:“中国足球一定会好起来的,总有一天会的。”

2005年,时任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推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日本足协宣言”,目标是让日本队在2050年夺取世界杯冠军。17年过去了,川渊三郎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到2050年还有不到30年,目标完全可能实现。”他说,“目前一共有60多名日本选手在欧洲联赛效力,如果其中能有20人在五大联赛发展到一线队伍当中,日本队就可以和欧洲强队较量了。所以我认为到2050年足以实现这个目标。”

30年似乎非常漫长,回首只是一瞬间。1993年,J联赛开始第一个赛季的比赛,仅比中国的职业联赛早一年,但凭借扎实的推进,为日本足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川渊三郎1958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入选日本国家队,1964年代表日本出战东京奥运会,1984年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率队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进入日本足协管理层并开始酝酿足球改革。

那时候日本足球在亚洲属于二流。1987年,中国队正是击败日本队,获得了参加汉城奥运会的资格。川渊三郎对90年代以前日本足球落后的情况记忆犹新。

“那时(日本队)别说韩国队,中国队也胜不了,中国队水平远在日本队之上。”他说,“日本连一个像样的联赛都没有,怎么可能赢得了韩国呢?所以从那时起,我们意识到要组建职业联赛。”

“当时足球在日本不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我们在组建职业队的时候,既无赛场,也没有观众,该具备的东西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职业队近乎空想。特别是足协的官员们,他们都认为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顶层的人都表示反对。”

当时的日本联赛,都以企业冠名的业余球队参赛。川渊三郎说:“环视欧洲或者美国,他们的职业队都是受到球队所在地的支持和声援才得以生存的,企业拥有的业余球队在日本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所以要组建植根于地方的、受到各地群众支持的球队,这样经营才能够维系,俱乐部才能成功。从根本上改变思路来实现日本球队的改革,从而达到发展、提高足球水平的目的,这种思路的转变才有了后来J联赛的成功。”

于是川渊三郎带人首先与各实业球队的管理层接触,试探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职业联赛,对于那些有兴趣参加的球队,他们进一步与之讨论商议。职业化最大的问题是以哪个城市为主场,作为主场的城市一定要有主体育场,但当时全国没有一处专用足球场,川渊三郎就提出把全国主要城市都有的田径场改建为至少容纳15000人的场地,加上夜间比赛照明设备就可以达标。凡是能够满足固定城市并拥有主体育场两个条件的球队便可以接纳为职业球队。

条件制定后,愿意参加的球队就多了起来。但是各地田径赛场的拥有者基本都是当地政府,要拿到田径场的使用权,就必须得到行政部门的支持。川渊三郎只能和各地政府逐一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支持球队使用这些场地。他去的第一个城市是横滨。

“我找到市长,他表示不能为单一的一个足球赛事提供赛场,而且职业球队就是一家企业,为一家企业一个竞技团体提供场地会招致市民的反对。我当时拜访的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是一样的反应。”

但川渊三郎耐心游说,表示J联赛不仅仅只是为了足球,而是以足球俱乐部为起点,将来建成一个市民可以随时使用的体育设施,他恳请政府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

川渊三郎说:“职业联赛的成功需要三位一体——市民、企业、政府的共同支持,因为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政府财政绰绰有余,企业也处于顶峰时期,利润可观,钱也不知该怎么用。当时有人提出应该振兴地方的经济,而J联赛也提出通过联赛提振地方的经济,因此也可以说泡沫经济间接地促成了J联赛的组建以及后来的成功。”

近30年改革终于结出累累硕果,日本队也将连续第七次参加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队与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哥斯达黎加队分在E组,这个组被称为“死亡之组”,不过川渊三郎认为,这是日本队的“幸运”。

“我认为日本队有机会和两个冠军热门球队分在一个小组与其说是运气不好,不如说是非常的幸运。以日本队的水平来看,很难得有与世界一流球队比赛的机会,所以我对日本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非常期待。”

对于目前日本队与世界强队的差距,川渊三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差距体现在“所有方面”,最重要的是训练。

“30多年前我去考察欧洲的联赛,在一个非正式比赛里争抢球的激烈程度让我非常吃惊,他们会拼抢到受伤的程度,我甚至想有那个必要吗?但是你要取得进步,除了训练没有其他可选。日本的职业俱乐部里有韩国教练在执教,他们的做法就非常严格,上午训练,下午也训练,这样的队伍在J联赛中就很强。而日本教练执教的球队,就只训练半天,在我看来太温和了,要增加训练量。你们知道奥西姆吧(日本国家队前主教练),他最近去世了,他说球队没有必要休息。日本球队练习的内容和欧洲相比差距非常大,所以必须从训练开始改变。”

川渊三郎早在2008年就已经卸任日本足协主席,但足协仍然为他保留着一间办公室,他每周都去办公室一到两次。

足球从来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似乎也从来没有退休。除了担任足协的顾问,他还担任着“日本顶级联赛联盟”组织的主席职务,这个机构是13个职业联赛的联盟,包括足球、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等等。当然,过去几年,他最令人熟知的,还是担任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村长职务,并差点成为东京奥组委的主席。

这是2020年2月13日,东京奥运村村长川渊三郎(中)出席2020东京奥运会第十一次项目审议会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我很高兴担任奥运村村长。为什么呢?因为1964年,我作为足球运动员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东京又一次举办奥运会,参加过奥运会的我有机会做奥运村村长,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吧?在我余生不多之年,还被委以如此重任,真是荣幸之至。”

川渊三郎非常重视村长的职务,他知道村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开村仪式上与各国和地区选手寒暄交流,他不想通过翻译和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交谈,于是让人把可能说的话的英语法语录音,回去全部背诵下来,希望在开村仪式上发挥一下。

“不曾想来了疫情,取消了寒暄,这让我大失所望,我本来还想让大家看看我说法语的情形呢。”他说。

2021年2月,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的森喜朗因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被迫辞职,当时川渊三郎继任的呼声很高,但他随后宣布无意担任此职,桥本圣子成为新的奥组委主席。

对于这段波折,他说:“当时的确有人举荐我当主席,但我认为桥本女士担任主席比我好得多。现在人们都在强调多样性,那么作为女性推动奥运活动非常适宜。桥本女士既有执行力也有能力,她在各种场合的致辞发言都很精彩,说实话我是不太适合在那种场合致辞发言的。所以,我打心底认为让桥本圣子做主席是选对了人,我反倒认为没有当那个主席是非常幸运的。”

这是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右)在开幕式上致辞(2021年7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2015年,川渊三郎被任命为日本篮协主席,开始主导日本的篮球职业化改革。同年,他倡导成立13个球类运动联赛组成“日本顶级联赛联盟”,希望所有的职业联赛走上足球的成功之路。

他甚至提议成立日本麻将联赛,期望将麻将职业化。他身体力行,向居住的社区赠送了两套麻将桌,自己每周都去玩一次。

“在日本提起麻将,就跟赌钱连在一起,所以提起麻将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麻将联赛规定一律不容许赌钱,一旦发现有赌钱的,立即除名。所以联赛排除了一切赌博成分,成为健康的赛事。”

他还说,让孩子们玩麻将可以让他们避免整天玩手机。另外,麻将是4个人的游戏,可以增强互相之间的交流,还能增强判断、推理和想象力。

“我们通过向学校以及家长们解释说明,已经在东京部分学校的课外活动中引进了麻将游戏活动,所以我期待能够通过麻将联赛推广麻将。”

不过,川渊三郎最喜欢的还是高尔夫。他现在打的比赛叫做“年龄差点”,就是在分数上与年龄挂钩的打法,他76岁的时候开始打,当时分数是75杆,现在每周至少打一次。

川渊三郎说,他的人生格言是出自《礼记》的一句话:“毙而后已”,意思是努力工作或为某一目的奋斗终生,至死才罢休。采访结束后,他用毛笔写下这句话送给记者。

他最近还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将梦想变成力量》。记者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什么梦想,他说:“我还有很多的梦想。高尔夫我想打出70杆的成绩,已经好几年没有打出这个成绩了。为此,我现在每周去一次健身房,同时还要保持膝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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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练成都青训记:“草根”是中国足球不可忽视的部分

中新网成都7月19日电 题:日本教练成都青训记:“草根”是中国足球不可忽视的部分

“以我在成都一年的有限观察来看,成都幼儿园以及小学有着非常多的‘草根足球人口’,我经常看到他们在训练中做出很漂亮的动作。”19日清晨,成都足协日本教练天野圭介来到成都足协温江培训基地绿茵场,带领球员开始了新一天的足球实训。在这位有着25年执教经验的“洋教头”看来,虽然很多人谈及中国足球总会想到职业赛事,但“草根”也是中国足球不可忽视的部分。

作为首批中国足球改革试点城市以及“十四五”期间首批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每年都有近3万场的足球赛事在成都举行。这座西部足球重镇不仅为中国足球贡献了“雄起”这个至今仍在球场使用的高频词,火热运动氛围还吸引了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练来此执教。

中日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几乎同时起步,而如今两国的职业足球水平却相距甚远。天野圭介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大部分中日球员的足球水平在12岁以后逐渐拉开,踢球时间不足、比赛数量少等原因导致了一些具备能力的中国孩子在最关键阶段成长越来越慢。“足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运动,要让孩子成长为职业球员,首先需要转变教练的观念,机械性的执行指令在足球领域行不通。”

天野圭介说,教练不能用命令的方式限制球员的行动,而应当用启发与引导的方式让球员追求更高的目标,通过训练让球员知道足球的世界有哪些东西永恒不变。“球员要先搜集全场的信息进行判断,最后才是技术性的执行。”

和天野圭介一同通过日本足协选拔考核,来到成都执教青训的还有教练奥岳史,中国庞大的“草根足球人口”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这周去了不少幼儿园、小学交流,非常多的校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足球的活动,能感受到中国学生处在非常好的运动环境下。”奥岳史说,他留意到成都甚至将一些高架桥下的“边角空地”改造成了足球场。

低谷中的中国足球是否真的能通过青训、归化、引进外教而重振?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竞技体育不是足球的全部,在职业赛事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的大众足球,这也是足球发展的基础。成都足协1992年成立之初,成都每年只有千余场足球赛事,而目前该市每年会举办近3万场球赛,几十万足球爱好者参与其中。“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一年近3万场足球赛并不算多,比成都人口还少的荷兰每周都会举办5万场,足球的发展离不开‘草根’。”

在成都足协担任技术总监的黎兵每周都会和在蓉外籍教练进行技术交流。这位曾任中国国青主帅的足球名宿坦言,目前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除了青训教练水平参差不齐,更重要是青少年赛事体系亟需完善。

“就在这个月,中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的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正式启动了,只有体教融合,中国青训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黎兵感叹,聘请外教确实可以引进外国先进的足球理念,但无论什么经验,最终还是需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探索出一条让中国足球走得更长、更好的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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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战经典回顾!两国足球差距是何时开始拉开的?

中国队,已经23年没有赢过日本了,包括对方派出二队甚至三队参加的东亚杯。

相对于血泪斑斑的“恐韩症”,有些人的脑海中,还有残存的“幸念”:我们,其实不怕日本——这种“幸念”或者说执念,其实来自俱乐部层面。遥想当年亚冠,气吞万里如虎,柏太阳神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不是啪啪啪,就是嘿嘿嘿。

但怕也好,不怕也罢,比赛,终归是要打的。在因“轻敌”被袋鼠戏耍过后,希望李铁和他的球队,不要背上包袱。毕竟,陈主席都说了,“上届12强赛,我们前4场才收获1分……”

他最终给出的说法是:成长的代价,“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教育,也是个教训。”

赛前,日本队主帅济科很狂,“我会换下所有主力”,他更关注的,是对韩国的比赛。当时,日本媒体很担心,怕激怒中国队——中韩之战时,日本裁判给了中国队三张红牌,西村雄一还把郜林当成李玮锋罚下去了;还有,2004年亚洲杯决赛的“手球风波”,始终是根刺。

李金羽和张永海的两个头球,让朱广沪欣喜若狂,徐云龙的头球,差点锁定胜局,浪费机会后,中国队受到了惩罚,最终,身高1米67的“和制奥特加”田中达也扳平了比分,也让朱广沪称憾连连。或许,他应该穿上那件黑衬衫——黑色,是他的幸运色,“朱克洋”,多是穿着黑色衣服完成的。

确实遗憾,因为那是1998年3月7日之后,中国队最接近击败日本的一次。不过,东亚四强赛的冠军,多少宽慰了国人的心。

当时,中国队把国际足联讲师霍顿,从顾问变成了主帅,这个英国老头,让中国球员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战术纪律”和“战术素养”,“说霍顿是中国足球的启蒙者,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如今已担任新疆足球副主席的孙继海在他的自传里这样说。

日本方面,冈田武史取代加茂周,即将带领日本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紧跟潮流的他,玩起了“三后卫”。

年代有些久远,或许很多人的记忆都有了偏差,感觉是黎兵进了两个球,但实际上,第一个球,是他压制中山雅史,造了一个乌龙;第二个球,不是他擅长的头球,而是侧身倒钩。

那场比赛,其实本应该还有第三个进球,但可惜的是,站在点球点上的范志毅,一炮冲天。

法国世界杯后登陆意甲的中田英寿,当时这样评价中国队,“中国队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体能好,速度快,身材非常棒,在亚洲算得上是顶级的。”

他唯一没说到的,就是“技术”,而这,其实是日后中日足球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变成鸿沟的根本原因。

2001年的十强赛,中国足球扬眉吐气,虽然次年的世界杯上灰头土脸,但按照“惯性”,中国足球其实应该还有几年的向上发展期,2004年的本土亚洲杯,是延续这一势头的好机会。

在半决赛点球大战淘汰了伊朗后,中国队信心爆棚,刘云飞那句“日本肯定、必须,从我心里来说,就得把他们拿下”,看似病句,却说出了国人的心声,虽然遭受了一些非议,但多数人都认为,无须苛责。

福西崇史率先进球,李明扳平,下半场,中田浩二将比分再次超出,玉田圭司打进第三球。1比3,中国队丢掉了冠军,当时,有一家媒体的标题是“失手”,一语双关——一是没守住冠军,二是日本队进的第二个球,是“手球”。

赛后,包括中国队和中国球迷,都非常愤怒,中国队主帅阿里汉拒绝领奖,为此,他还受到了时任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的批评。

“日本队的第一个进球是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本来是应该判给我们的;第二个进球是手球;第三个进球是先对孙继海犯规然后再进的。”赛后的发布会上,阿里汉连续放炮。

中田浩二不承认是手球,“那个球并不是手球,而是用身体撞进的。”但他的队友长友佑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盛赞了“东瀛之手”;济科也没敢辩护,只是说,球场上,必须完全尊重主裁判和助理裁判的每一次判罚,“对于这个进球,他们(裁判)并没有表示出任何异议。”

没有拿到冠军,阿里汉的运气,似乎也突然消失了,此后的世界杯预选赛,大家也都知道了,“11.17”变成了一道数学题,在那以后,无法晋级12强赛(10强赛),成了家常便饭。